方向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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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雄 茶鄉社會誌

這本書我感覺不是太好.就社會學來說,這樣的研究或許要重拾社區田野研究,以及強調社會整體的新意,但就人類學來說,這研究幾乎重蹈了很多一九七零年代以 台灣漢人社會為田野對象人類學家的覆轍.很多問題已經在這領域中被很深刻地檢討,我很驚訝的是大體而言,這本書並沒有跟上這些討論.由於我並沒有細讀,我 的討論大致以方法與研究度向的預設為主

六七零年代有一波人類學家到台灣的鄉間從事田野研究.研究策略是選擇一兩個偏遠鄉間沒受到工業化'污染'的社區進行田野研究.研究的預設是這些社區呈現了 某種中國傳統社會的原形.包括台北縣三峽,石碇,高雄美濃,屏東新埤,嘉義中庄等等.除了對'中國社會'的預設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的預設是這些偏遠社區大 抵上被認為是孤立自給自足的.所以可以單就社區內觀察到現象進行解釋.這一波田野研究大致上到了八零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台灣失去'代替品'的地位而沉寂 下來

這批人類學家很明顯都有一個預設,包括一個同質性,可辨識的中國文化.然而這批人類學家事後也都反省到這些預設的根本問題.比如說Feutwang回顧他 再三十年前對石碇的研究就指出,他當時完全沒有認知到就在這地方發生了大規模的白色恐怖事件.當他幾十年後注意到這事件時,他才理解到即使是看似孤立遙遠 的鄉間本身也被國家力量高度的穿透.Ahren在三峽對神鬼人祖先之間關係的研究則發生了另一個問題.很多鄉民在從事儀式時無法清晰的理解很多儀式的意 義.在後人的檢討中,關鍵在於這些許多重要儀式並不是社區內自主決定.舉例而言,就很多廟宇儀式來說,道士才是掌握儀式與意義的主角.這些道士所依據的是 這些道士家族長期家傳的的信仰與實踐.換言之單從社區內一般鄉民的角度是無法完全掌握這些儀式與意義的.

換言之,這些社區研究所碰到最大問題是,漢人社區本身被許多系統性力量高度穿透.以致於單從社區本身是無法看到很多事的所以然.不管是儒家的禮教,道教的 生死儀式,日據時代國家透過保甲體系進行的政治控制,乃至世界經濟(清代以來台灣的農民就以高度地回應茶和糖的國際市場).這些力量並不'決定'社區內行 動者的行動,但要理解社區內的行動卻不可能跳過這些跨社區的系統性力量.

我對這本書最大質疑及來自此.常民對'官民'的理解,對家族廟宇的理解,對茶價格的理解,有多大程度可以離開這些系統性力量?如果這些行動和意義都是被這 些系統性力量決定,那為什麼我們要特意挑一個看似偏遠的茶鄉來掌握這些問題?如果社區社會實踐相對起這些系統性力量有一定自主性,那麼我們要回答的問題, 這自主性有多大?多大程度坪林社會可以代表'台灣社會'?
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大的問題在於,謝師幾乎沒有很好地處理這些跨社區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系統.也就是說,我實在看不出來,謝師所描繪的的諸多現象,究竟只是這些系統系力量的具體展現,還是來自於社區自身獨特的社會實踐與文化.這必須被當成一個問題而不是答案.

這並不比是我反對以社區研究的角度去分析資本主義及國家,這是一個重要工作.但我覺得更合適的策略是縮小研究範圍,集中在社區內歷史的變遷,比如說光就茶市做歷史的考察,從其中找到某些結構.

儘管如此,我對以'台灣漢人社會''中國漢人社會'作為整體的問題意識都抱持一個比較懷疑的態度.懷疑到不是說完全否定這樣的問題,而是這樣的問題需要更 多更多的研究累積,小心地面對各地歧異.同時對結果能不能找到這樣的整體抱持開放態度.否則的話很容易變成先射箭再畫靶.'我的態度和我有限的漢人社會研 究經驗有關.在漢人研究的傳統裡,家族研究是1980年儀式研究興起前和人社會研究的核心.某個程度來說,家作為漢人社會生活的核心也是無庸置疑的.
我當時的工作是整理其中有關台灣客家社區的研究.即使在台灣.不管是閩南或是客家家族組織各地間都呈現極大的差異.Basternak1974年在屏東新 埤鄉打鐵村和嘉義中庄的比較研究發現,南台灣的客家社區宗族組織和力量是非常微弱的,相反的嘉義的閩南村莊幾乎可以看到宗族主導的村落政治與經濟.但是莊 英章在竹北看到完全不同的模式:竹北客家聚落充斥各式各樣的宗族組織,甚至到今日都足以主宰新竹的地方政治.相對的,竹北閩南村落明顯地缺少任何形式的宗 族組織.光這樣一組差異就足以把所有關於客家閩南以及宗族的很多通說推翻.如果缺少對地域差異的敏感,很可能因為選了美濃內埔當田野而宣稱客家族群宗族組 織不如閩南人發達,或是選了新埔或竹北當田野而宣稱客家宗族組織遠比閩南人發達,這兩個結果恐怕都是很有問題的.客家人如此,閩南人也是如此.除了客家人 分家不分神主牌,閩南人分家會分神主牌外,其他家族的實踐都存在極大的地域性落差.家族是如此,恐怕其他面向也是如此

假使我門的確可以找到台灣各村落共同的宇宙觀,那麼我覺得下一步要追問的是,這個共同性從何而來?
促成共同性的社會機制是什麼?我們不只要問歧異性從何而來,也要追問共同性從何而來?我門可以單從共同性推論'整體社會分類範疇'嗎?
就各類儀式而言,儀式的內容很少是多數村民可以完全'自主'決定.專業的道士或廟公以及地方頭人扮演重要的角色.真正的關鍵可能在於,道士,廟公頭人對空 間的觀念從何而來?就這議題上來說,道士和廟公和頭人的生活很少侷限在一個村莊內,就道士來說,道士之間共同接受的典籍例如道藏,以及其他共同經歷的修練 歷程是促成共同性的重要動力.廟公通常除口耳相傳外,常常也會依據很多其他廟的經驗或是傳達信仰體系的一些文本.廟宇之間也很少是孤立的;各式各樣聯庄祭 祀以及分香都構成廟宇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對頭人來說,別的村莊鄉鎮的經驗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至少不能"漏氣".

假設當我們看到四十個村莊有相同的儀式時,我們有兩個推論方式.一個是我門可以聲稱這就是'台灣漢人社會整體分類範疇',另一個可能推論是,主導這四十個 村莊儀式的道士受同樣的訓練,或廟公間有一個廟公社群主導了儀式的內容.我的立場是,我並不排除整體分類範疇的解釋,但前提是我門必須釐清具體道士廟公頭 人的角色,否則的話直接跳到整體分類範疇的推論很容易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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