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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making the Japanese Miracle: Macroeconomic Politics, 1985-2000

這本書提供了部份的答案。這本書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於提出任何理論,而在於直接回到了整個總體政策的決策過程,具體的分析不同群體在整個決策過程中的角色。Grime進一步分析日銀、大藏省以及政治人物間的關係。大藏省的權力來自幾個方面。首先,許多大藏省出身的官僚當選國會議員,歷史上最重要的當然是大藏省主稅局長出身的池田勇人。這使得大藏省在國會中有龐大的勢力。其次,由於大藏省不僅管理金融機構,也負責編製預算,這使得國會議員相當仰賴大藏省的官僚以提供選區需要的預算。除了政治影響力之外,大藏省最重要的是控制了很多政府相關的資訊。這些導致了「大藏省神學」,也就是大藏省官僚在總體經濟政策上的強勢地位。在1995年行政程序法實施之前,日本民間對官方的行政裁量並沒有任何申訴管道,這些都強化了大藏省不受挑戰的權力。

 

相形之下,在1998年修法以前,日銀的地位是所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央行中最低的。政界上日銀也沒有重大權力。同時在人事上,大藏省幾乎是單向的向日銀輸出。日銀副總裁向來由大藏省出身官員擔任,而理事中也必然有銀行局出身的成員。這個對大藏省的弱勢關係在1980年代後半的貨幣政策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作者分析第一個總體政策的失敗,也就是日銀升息的遲緩。事實上,日銀在1987年就已經注意到貨幣供給暴增,以及隨之而來的資產價格暴漲。但是在1990年代以前,日銀的地位是在大藏省之下。因此儘管日銀有升息的念頭,但是日銀本身權力的不足使得日銀這個想法被壓制下來。

在八零年代後期,大藏省有兩個主要政策目標:第一是財政均衡,第二則是擴大內需。在整個70年代龐大的財政支出下,日本政府在八零年代面臨龐大的赤字問題。另一方面,與美國的貿易衝突也迫使日本政府朝向擴大內需的方向發展。在這兩個政策目標之下,降息就成為大藏省主要的政策目標。因此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二月間日銀兩度降息。

事實上日銀的官員在1986年後半就已經注意到貨幣供給不正常增加的現象。這個增加並沒有反應在消費者物價或生產者物價,而是反應在資產價格,也就是土地跟股價的暴增。但是對亟欲恢復財政平衡的大藏省而言,這個資產暴增正好提供了釋出公股以及增加消費稅的機會。NTT1986年到1988年的釋股為日本政府賺進10兆日圓。政治人物方面,總理大臣宮澤喜一需要藉財政政策爭取選票。在1987年,日銀副總裁三重野公開表示「日本正坐在火藥筒上」,而日銀在當時的公文書中也一再指出貨幣供給增加的危險性。然而日銀的弱勢地位迫使日銀在1987年下半年收回升息的計畫。一九八八年的升息計畫再度遭到大藏大臣橋本龍太郎壓下來,直到1989年到1992年間才五度升息,東京股市也從三萬九七點的雲端跌下。

股市暴跌後的第一年,1990,日本經濟仍然有相當不錯的成長率。然而到了1991,1992日本經濟開始出現嚴重的問題。這時候檢討日銀升值過猛的聲浪開始出現。1992 宮澤喜一恢復採用財政政策刺激景氣,同時日銀也開始降息。但是沒有任何效果。1993年出現第一個非自民黨的內閣,然而內閣中政策不一政黨的組合使得總體政策出現混亂。一方面是減稅小政府政策的小澤一郎,另一方面內閣中又包括了主張財政政策刺激景氣的社會黨。細川護熙自己則把重點放在行政改革上,包括大藏省金融監理跟財稅業務分開的政策其實是在這個時期提出。這段時間一方面維持以財政政策刺激景氣的基調,另一方面也產生先減稅再增稅的主張。這段時間一個很重要的變化是財政政策的主導權逐漸轉移到政治人物手上,而不再是大藏省官僚,雖然大藏省官僚保持跟聯立政權不錯的關係,而大藏省內部的人士也保持獨立。細川護熙將金融監理和財稅分開,以及日銀獨立的主張更是重創大藏省。但是這些主張要拖到橋本時代才實現。

94年自設聯合自民黨重回內閣。然而傳統自民黨和大藏省官僚的關係卻出現變化。自民黨的政治人物相當介意聯立政權時期官僚對自民黨疏遠的態度,加上大藏省一連串爆發的不詳事(不過作者認為這些不詳事被誇大了)而採取了激進的對大藏省的改革,細川的改革構想被照單全收。但是另一方面,大藏省長期推動的財政健全計畫也在1996年的「財政構造改革法」獲得實現。諷刺的是,1997年蕭條應對的緩慢跟這個財政構造改革有很密切的關係。

97年之後,整個大藏省被解體成金融廳跟財務省,日銀也獲得獨立地位。作者的分析大致到此結束。

這本書最精采的部份是分析80年代後半日本貨幣政策的失誤,也就是當日銀明確看到貨幣供給暴增時,卻拖了兩年才升息。可是這本書也遺漏了最大的一個問題,也是日譯本譯者所提出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當1997年開始陷入蕭條的時候,日銀沒有快速增加貨幣供給,而仍是以對抗通膨作為指導原則。這是包括Paul Krugman在內的總體經濟學者對日本97年後的蕭條最主要的解讀。事實上,當2001年主張「量的緩和政策」的福井接替速水優擔任日銀總裁後,日本的經濟逐漸好轉。也就是說,作者似乎傾向將1980年代後半的貨幣政策失誤歸咎於日銀的不獨立地位,這點並沒有錯,但是卻沒辦法解釋當日銀取得獨立地位之後在1997年犯了完全相反的錯誤,也就是堅持「構造改革」而太晚增加貨幣供給。這大大削弱了這本書所要建立的組織的解釋的說服力。這個問題要等待後來的人的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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